【编者按】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上海虽不是长征途经地，但对长征的历史进程、长征故事的传播、伟大长征精神的孕育有重要而特殊的贡献。解放日报今起推出“在上海读懂长征”系列报道，回望征程，启迪当下，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，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 历史，往往在某一瞬间爆发出惊人力量，让世人永远铭记。 1936年10月，红军主力征战万里胜利会师，实现了一场最辉煌最悲壮的战略转移，完成了一次“无与伦比的史诗般远征”。 上海虽非长征途经地，但对长征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。长征之路，既铺展于祖国广袤山河间，亦镌刻在上海这座红色之城肌理中。 今天，我们重温上海与长征的故事，用伟大长征精神激荡内心，感悟这跨越90年的历史回响。 中共一大纪念馆。资料照片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党的中央机关驻扎在此。随着革命形势变化，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，之后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，继续领导党在国统区斗争，并承担与共产国际联系。 彼时的中央苏区，正遭受国民党“不给粒米勺水之接济、片纸只鸟之通过”的严密封锁。然而，一条自上海经由香港、汕头、大埔、永定、长汀直抵瑞金的3000公里红色交通线，日夜不停地将干部、情报、物资送入苏区。毛泽东盛赞，“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”。 1934年10月，由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、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.6万余人开始长征。途中，党在上海建立的情报、电讯、联络系统以及培养出的人才，为保障红军战略转移和突围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作为特科负责人之一，潘汉年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。1934年10月，潘汉年与何长工在江西寻乌与粤军谈判三天三夜，达成解除封锁、互相借道等协议，红军顺利突破粤北防线，闯过长征第一道封锁线。 上海秘密培训的无线电人才，为苏区无线电通讯事业奠定基础。上海市档案馆史料编研部工作人员耿哲介绍，长征途中为中央决策提供关键情报的军委二局，多位骨干曾在上海有过秘密工作经历。局长曾希圣1930年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，副局长钱壮飞则是中央特科“龙潭三杰”之一。毛泽东高度评价二局工作：“没有二局，长征是很难想象的。有了二局，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。” 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烈士，1934年随红五军团长征，立下“电台重于生命”誓言，在敌机轰炸、严寒缺粮环境下，保障部队情报传递。长征胜利后，他又赴上海开展秘密电台工作。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。党的隐蔽战线上，无数人用忠诚、勇敢与智慧铸就丰碑，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，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。 2026年10月10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拍摄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。 新华社记者 卢哲 摄 以第一手材料，讲述第一等伟绩 没有什么能比长征更考验革命者对理想的坚守。 1937年，首部长征集体回忆录《二万五千里》在陕北编辑完成，一部誊清稿本被带往上海准备出版。后因时局变化未能出版，但长征故事以其他形式在上海传播。 到了1942年，留在陕北的稿本更名为《红军长征记》在延安刊印，亲历者以第一手材料，讲述第一等伟绩。 在书中，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回忆起与何叔衡在出发前的对话—— 他问：“假使红军主力转移，你愿意留在这里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？” 我的答复是：“如有可能，我愿意从军去。”“红军跑起路来飞快，你跑得么？” “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，八十里也勉强，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，这是我进苏区来时所经验过的。” 革命老人间的惺惺相惜跃然纸上。后来，董必武得知留在苏区的何叔衡遇害，他悲愤交加：“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，他的精神不死。他个人死了，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。” 从上海乘船留法，又曾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李富春则记录下艰难的征途：“有时夜行军是很苦的。我们最讨厌的是遇着隘路或上山下坡，或过桥过水，因为遇着这些阻碍行军，前面一遇阻碍，后续部队简直走不动，常常弄得走三步停十步，极不痛快，极不舒适。” 但在他笔下，依然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：“过山时，先头的已鱼贯的到山顶，宛如一道长龙，金鳞闪闪，十弯十曲的蜿蜒舞蹈！从山顶回头下望，则山脚下火光万道，如波浪翻腾，一线一线一股一股的奔来，即在钱塘江观潮，泰山上观日，也无此奇迹！” 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共约20多万人的长征队伍，到达陕北者仅五六万人。作家王树增在纪实文学《长征》中感叹：“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，官兵军装是一样的，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，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。” 过草地时，一些倒下的红军为不拖累战友，把草盖在自己脸上一动不动，想让战友认为自己已死去；一些自知无法走出去的红军，牺牲前把衣服脱下来放在一旁，留给后面走来的战友……当每个人将生命交付给共同信仰时，那就再无不可逾越的沟坎——“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，予之精魂兮变